余戎教授，从事眼科医学临床、教学、科研60年，事业造就了他睿智、严谨、包容、坚毅、向善的品格。初见这位久负盛名的一代名医，虽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铄，步履矫健。交谈中，他思维敏捷，谈吐清晰，友善慈祥，60年从医生涯娓娓道来。
从巴蜀大地走来的黄河赤子
余戎教授生于1928年，重庆人。1953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党号召“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余戎怀着对医学知识的渴求，在大学四年里夜以继日，刻苦攻读，没有寒暑假，硬是用四年时间读完五年的本科课程。
当他修完医学基础课，正在犹豫确定专业方向时，一件让他震撼至今的事情发生了。那是1951年，他的老师沈祖实，中国西医眼科的第一代名医，免费为一位西藏佛教王爷治好白内障而复明。康复后，王爷不辞而别。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尊重和“大恩不言谢”传统观念的认同，对王爷这一奇特举动大家都没放在心上。孰知过了整整一百天，王爷率领百位藏僧，风尘仆仆从拉萨徒步来到华西，将一幅巨大的唐卡眼睛神悬挂于华西标志性建筑“钟楼”之上。画幅从四层楼顶垂下，布满楼的正面墙壁，画面精美绝伦，栩栩如生。这是王爷日夜用柏树枝烧水斋戒沐浴后精心绘制的。众僧人面对眼睛神像念佛作法，顶礼膜拜，以作为对医者仁心的答谢和佳证。师生被震惊了，整个华西被感动了，“普度众生”的佛语响彻成都城的上空。对此，余戎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从此我相信了光明的力量，确立了攻读眼科专业的志向。”
1953年余戎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河南，当时河南的省会还在六朝古都开封，在待分配的余戎面前有四个选择，即省人民医院、河医大、商丘人民医院和华北第二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前身）。他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医院要有电，有X光机；第二，想跨过黄河，看一看黄河。华北第二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满足了他这两个单纯的要求，所以他只身扎根豫北，一干就是60年。
我们十分好奇地问余教授，为什么对黄河情有独钟？他深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黄河情结：“我余氏宗祠里赫然写着祖上是客家人，很久以前先祖从黄河流域辗转粤川，一支留在广东新安，我这一支定居重庆、内江。我身上流淌着黄河的血脉。”另外，余教授中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令他深受鼓舞，于是还是热血青年的余戎时常和伙伴们站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岸边，遥望抗日烽火，恨不得奔赴抗日前线。余教授说：“抗战时期，广泛流传的爱国歌曲深入人心，‘长江，黄河——母亲河’；‘长江黄河浩浩荡荡，五湖七泽，莽莽苍苍……’；‘望黄河奔腾，掀起万丈狂澜，把中原大地划成南北两岸……’。如此的波澜壮阔，使虽然生长在长江之滨的我，更加思念祖先的根源，随之产生不到黄河非好汉的寻根信念。这是我坚守在黄河岸边的精神支柱。”1953年7月正值黄河汛期，他由开封赴卫辉报到，途径黄河，眼前的景象正如诗里描述的那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那非凡的气度不能不让年轻的余戎心旷神怡。
可当他走出卫辉火车站，看到的却是旧中国留下的伤痕，满目疮痍，风沙蔽日。车站上没有电灯，点的煤油马灯，通往市区根本没有汽车，只好搭乘平板车，背对拉车人，一路风尘来到医院。接待他的同志热情地递过一杯开水。这是他到卫辉喝的第一杯水，甘甜润泽，直到6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因为在他踏上河南第一站郑州的时候，不知道当时河南的水有苦甜之分，花100块钱（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1分钱）买了碗苦水刷了牙，真是苦涩难耐，牙膏都不起沫。然而卫辉这杯甘甜的水，则是医院的接风洗尘之水，它源自太行南麓的百泉，它寄托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非同寻常的一杯水让他倍感温暖和亲切，60年不曾忘怀。
上班的第一天，呈现在余教授面前的是一所始建于1903年的基督教会医院。院内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清一色欧式建筑矗立在卫河岸边，楼面爬满十里香，不时听到纤夫的号子声。病房楼正面墙上雕悬的十字架耶稣像，传达着救赎世人的福音。圣母玛利亚的微笑，妆扮着医院的温馨氛围。一股虔诚崇高之情在年轻的余戎心中升腾，他感到一个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患者需要我，我离不开他们。”这是余戎教授常说的一句话。当时的医院眼科只有三位医生和角膜仪、手动式眼仪两台设备，之后又调来两位医生并购入了卡尔察斯角膜显微镜等设备。豫北是眼科常见病的高发区，加上大批抗美援朝志愿军在卫辉疗养，所以每天来院求医的病人很多。有时一个医生一天要看200多个病人，忙得连写处方的时间都没有，但为了救治皇家永利的病人只好让护士长代抄处方。如今，新医眼科人才济济，设备一流，医疗技术全国领先，让余教授倍感欣慰。
在余教授医治的成千上万个病人中，不乏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但皇家永利的是贫民百姓。无论什么身份，在余教授眼中，他们都是病人，他都一视同仁。他亲眼看到有拆掉房子变卖建筑材料凑钱前来求医问药的；有千里迢迢扶老携幼登门要求治盲复明的；有因病至穷，由殷实小康之家变成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有看了病开了处方没钱买不起药继续忍受病痛折磨的；还有因病相识以朋友相称不挂号、不排队、不付费的“三不病人”。每当遇到这些情况他都垫付药费。余教授给我们说：“也有许多来还药费的，因为老百姓的淳朴和对医生的虔诚，当地百姓有种传统观念——用别人的钱买来的药不治病。”患者的淳朴回报了医生的慈善，患者及患者家属那一双双渴望光明的眼睛在期盼着医生的妙手回春，仿佛就是眼睛之神的佛光在灵动，余教授对豫北人民的爱油然而生。至今余教授做手术6万多台，医治患者30多万人次，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在余教授和他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医院眼科名声远扬，余教授也成为名医，新乡四区八县和省外许多地方慕名而来求医者络绎不绝，他曾被国际眼外伤学会副主席、眼外伤杂志总编辑张效房教授调侃为河南眼科界的“北霸天”。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希望到更高层次的机构发展本是人之常情，但余教授扎根豫北，雷打不动。他曾两度放弃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机会。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省眼科研究所所长、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马镇西求贤若渴，力邀余教授去省人民医院，提出将余教授和分配到省医的同志对调，余老先生觉得这样做对这位同志不公平、不道义，断然拒绝了马镇西的邀请。但马镇西仍然记挂着这位眼科人才，直至马先生去世，还在遗嘱中表达要让余教授到省人民医院工作的遗愿。第二次是在1983年，河南省副省长纪涵星到新乡医学院视察工作，向时任校党委书记的刘凤池点名要余教授去省人民医院工作，但刘凤池书记也格外珍惜这位眼科人才，说了一句话“先把我免了，再把他调走”，再次将余教授挽留在新乡医学院。其实，余教授的内心也从未想过离开。除了公平、道义，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眼科发展需要他，这里的千万患者更需要他。
带着对眼科学的贡献荣登国际讲坛
余教授的精湛医术被业界广泛推崇，多次受邀出席国内眼科学术会议并担任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1960年，余教授参与筹办全国第一届眼科学会会议预备会，与中医眼科教授马肇荣负责联络，由于在资料组工作，余教授结识了很多学术友人，和学术友人畅谈眼科研究让余教授兴奋不已。之后眼科学会逐渐增添了双新学组、屈光学组和眼科免疫学组，余教授正是双新学组创始人之一。随着中国眼科医学的发展，余教授还曾受邀参加两次国际眼科学术会议：1984年在西安召开的“国际眼科学术会议”和1993年在郑州召开的“国际眼外伤学术会议”（当时余教授任国际眼科杂志常务理事）。在西安“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上，余教授宣读了“结点性近视”论文，论证了结点的改变是近视眼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创新成果推动了青少年近视问题的研究，得到来自英、美、法、德、澳、西班牙、加拿大等十六个国家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和关注，引领眼科学研究方向并被广泛应用。这是余教授对眼科学的重要贡献，因此于2006年6月1日受到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接见。钱部长表彰、感谢了他在眼科医学上作出的杰出贡献，并明确指示：近视眼、远视眼的防止必须从娃娃抓起。
就这样，从初来乍到的华西学子到河南眼科的“北霸天”，从国内到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余教授凭借着对眼科医学的热情与执着将国内国际眼科前沿研究成果“引进来”，也带着自己和附院眼科研究成果“走出去”，在眼科医学交流和发展的长卷上写下了自己闪光的一笔。
科学春天里的三次创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50岁的余教授也再次点燃起开拓眼科事业的激情。
经河南省教委审批，余教授于1980年创办成立了新乡医学院眼科研究所，致力于将眼科理论研究与临床相结合，发挥着推动和引导眼科科学发展的作用，并以“各型屈光不正的光学变异和手术治疗”为科研课题，申请下7万2千元资金，将其全部购买了仪器设备用作试验研究。这是新乡医学院第一个科研所，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具有开创性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教授又创办了《眼科新进展》杂志。机缘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全国只有两个权威的眼科杂志，分别是《中华眼科杂志》和《国外医学眼科分册》。1979年召开中华眼科学会年会的时候，中华眼科学会主席、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李风鸣教授提议说，国内的杂志太少了，再由“小余”在中原办一本。余教授欣然领命。消息传到学校，全院拍手叫好。学校党委书记刘凤池也很是高兴，表示支持，但是因学校困难，同时明确示意：不设专门的办公机构，不配备专职人员，只有2700元启动经费。近乎白手起家，要办一份发行全国的专业性刊物谈何容易。可他带领大家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把杂志办起来了。没地方，办公场所就安排在眼科研究所楼上的半间房内；没人员，余教授集主编、收录员多职于一身，甚至自己设计封面，自己拉赞助（后来医院分配来了一名职工做收发工作），他还发动全体眼科人员约稿、收发、校对；没经费，编委、校对人员都是无偿工作，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让好心的患者深受感动，主动前来帮忙。那时拖欠印刷费时有发生，条件简陋、经费短缺使《眼科新进展》一度面临停刊的窘境，但是面对困难，他们没有找借口，而是积极寻找各种解决方法，凭着他们对眼科医学的热爱、责任感和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使《眼科新进展》杂志一步步走向正常运行轨道，发展至今并成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入选国际公认的六大检索系统、美国《化学文摘》和俄罗斯《文摘杂志》，被评为河南省二十佳科技期刊。33年前在困境中孕育而生的《眼科新进展》为眼科医学工作者、国内与国际眼科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展现了眼科科学的新技术、新理念，引领着眼科科学发展的方向。
1988年，余教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学校党委一纸红头文件聘任他为院长去创办益民医院（现眼科医院）。一个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花甲之年的余教授身上。为了“让公立医院走出一条不依靠财政补贴办下去的新路子”，他可没少吃苦。房子是租的，设备是从眼科研究所拉来的，一切自给自足。从卫辉来到新乡，医院名气没有扬开，病人不多，所以眼科医院在开诊的第一年就欠账44万，不少人心中打了退堂鼓，“不如关闭眼科医院打道回府”的呼声传遍医院。一位当时工作在眼科医院的老同志打趣地说，“老余啊，气量真大，大家都急死了，什么也挡不住他吃饭、睡觉、坐诊。后来才明白，他是埋头苦干，心里有数，老黄牛一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收病人、治好病人。”就凭着这种老黄牛精神，余教授每天在医院加班加点，和所有工作者一起遵循提高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的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患者的信任。无论是负债时期还是知名度大大提高之后，眼科医院始终坚持按国家统一收费标准收费，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接着，在余教授和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眼科医院从新乡市西郊搬至市中心公园西门，不仅还清了外债还有盈余，设备、技术不断更新，完备的人才梯队逐步形成，达到120张床位规模，患者最多时竟然住入127人。2002年眼科医院与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合并，实现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1988年至今，25年来眼科医院为新乡医学院在市中心开辟了一个窗口，拉近了与新乡市民的距离，为患者提供了就医便利，同时扩大了附院眼科的辐射面和知名度，也为临床教学开辟了新场所，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眼科队伍（20多年来，仅从眼科医院成长起来的副高以上高级人才就达十余名）。
提到三次创业，余教授笑逐颜开，他把眼科医院当成自己的孩子，倍加珍惜和爱护，已85岁高龄仍坚持每周两次坐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余戎教授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文革动乱中以所谓“白专道路”的罪名成为批斗对象。当被问及当时抱着为国为民的行医热情却受到如此不公是如何坚持下去时，余教授只是淡淡地说：“行得正，走得直，心中无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从医六十年，艰苦的医疗环境、非常时期的不公正待遇，从未压垮余教授。他认为，医生原本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宗旨只有一个：治病救人。余教授坚持行医六十年的原因也只有一个：尽最大的努力，给皇家永利的患者带去光明。